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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末代总督,现任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接受潘杰客专访
彭定康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1944年5月12日-),曾任欧盟外长。他是英国英国保守党资深政治家,曾任保守党主席及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在2004年6月竞选欧盟主席时,他以失败告终,从此离开政治舞台。现任牛津大学校长。

他于1944年出生于伦敦。年轻的时候,彭定康接受的是英国贵族式的教育,上了牛津大学。在大学期间,他的专业是现代历史,在牛津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5年大学毕业后,他获得奖学金到美国周游了将近一年。从1966年开始,彭定康回到英国,投入了英国保守党的阵营,开始了终生的政治生涯。由于他在牛津所受的专业训练,他选择了替保守党作政策研究的道路,在保守党的研究部门工作,几年之内便成为保守党政策咨询的头号专家,是保守党决策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从1974年开始,彭定康担任保守党政策研究部的主任,一干就是5年。1979年,英国保守党重新崛起,撒彻尔夫人主管政府,彭定康决定亲自上阵参加选举,当年被选进英国议会,从此当了13年的议员,是保守党在议会中最得力的干将,还差一点被撒彻尔选为接班人。

在议会任职期间,彭定康还同时担任行政职务,在1985年到86年间任英国科学教育大臣,1986到1989年间任海外发展大臣,之后又当了两年的环境部长,从1990年开始,彭定康又升一步,当上英国保守党的主席,成为全国最走红的年轻政客。两年后,也就是1992年,彭定康主持保守党的全国大选,结果大获全胜,梅杰担任首相,可是彭定康却输掉了自己的议员席位,作为一个安慰措施,英国首相决定把年仅48岁的彭定康派往香港担任末代港督,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

离开香港之后,他和家人到了法国南部休息,并出版了《East and West》这本书,记述他五年港督任期内他对东方人和西方人在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上的个人观点。可惜这本书的销量并不好。

1999年,他成为了英国派驻欧盟的代表之一,并在2003年3月成为了20位欧盟专员之一,专责外交事务。2004年更成为了纽卡素大学及牛津大学的校长。


昨天,他作为末代港督黯然离去。今天,他出任牛津大学校长,踌躇满志。

彭定康,告别政治舞台,投身教育事业。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本期节目,潘杰客,彭定康,面对面,心灵沟通。

解说:提起彭定康的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感到陌生。他是英国保守党前主席。1993年48岁的彭定康被派往香港担任末代港督,亲眼见证了昔日日不落帝国旗帜在东方明珠的降落。从1997年彭定康离开香港到如今,8年过去了,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以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主持人潘杰客:彭定康先生,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潘杰客:现在,香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彭定康:在香港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5年。港督职位从政治上来说很辛苦,但我爱那个城市,我爱它的中国味,爱它的中西融合,我爱它的活力,它的繁华。比起新加坡,我更爱香港。我喜欢它文化中的很多方面,我喜欢那里的饮食。在那里,我对中国音乐产生了兴趣,也读了很多中国历史。我读论语和圣经新约一样多,中国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经历。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很多高级中国公务员,他们都是最棒的。我和他们共事,我爱那个地方,我的家人们也爱那个地方。当人们想起我的时候,即或他们不同意我的政见,他们也会记得我爱香港,那里总有我的牵挂。

主持人潘杰客:你如何评价香港现在的发展?

彭定康:香港成功地度过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经济仍然保持了很好的面貌,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的城市,我更加相信,香港人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香港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个重要部分,是一颗明珠。

主持人潘杰客:如果你对在担任港督期间,有任何遗憾的话,那会是什么?

彭定康:我所遗憾的是,当时我觉得我必须为了香港和中国官员们进行争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我所尊敬的,但自从我离开香港之后,我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很好,我想,中国官员们把我看作是欧盟负责处理中国关系的委员,我通过综合而又深入的手段努力改善中国和欧洲的关系。现在,欧洲和中国的关系都在按照我期望的步骤前进。离开香港后,1999年,彭定康被任命为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上任后,他力主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且为促进中欧关系数次访华。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潘杰客:为什么发展中欧关系如此重要

彭定康: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我想,我们在欧洲可以通过合作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更加有建设性,更加有国际地位。

主持人潘杰客:在你看来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彭定康:我认为外面的世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时候不够理性,原因在于中国的面积和潜在的经济重要性,这是一个人们从马可波罗时代就犯的错误,人们,尤其是商人有时可能会忘记,要在中国发展好,就必须遵守某种约束。这和在美国或欧洲发展是一样的。目前,有些时候正如共产党人所说的,对于中国问题,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夸大,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得极其迅猛,中国经济象火车一样向前飞驰,而且是快车,即或它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机构仍然有理由估计它将保持7.5% - 8%的增长率。在最初的几年中国和美国的增长占了将近整个世界增长的一半,中国的增长是基于制造和销售,而美国的增长是基于财政和货币的刺激。如今,美国是在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钱买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能持久的。 2003年彭定康接受了英国牛津大学第294任校长的职务,将终身担任牛津大学校长一职。

主持人潘杰客:我们知道你被选为终身校长。那么在你和牛津之间是谁选择了谁,是你寻求到了这个职位还是他们找到了你?

彭定康:我没有寻求这个职位,我也没有想到会担任这个职务。前任校长詹金斯去世的时候,牛津大学的一些教授找到我,还有牛津大学里一些学院的院长,他们希望得到我的允许把我的名字纳入候选人名单当中,这是一种比较古怪的英国式的行事方法,而且只会在牛津大学发生。我想,在欧洲所有的学校当中,只有牛津大学会有这种选举,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投票,所以投票者的有数千人。我必须说,我对教育非常感兴趣。我早就说过大学之间是研究和竞争的关系,我现在是上议院议员,也就是在我们国会里的上院,我刚刚加入上院。主要负责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我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大学代言人。 主持人潘杰客:你现在是牛津大学校长了,政治和教育之间有什么区别?

彭定康:有些时候,我在想最错综复杂的政治就存在于大学和教育当中,基辛格博士曾经被问到,他是如何在华盛顿和政客周旋,当时他是美国国务卿,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他说,他训练有素。因为他在哈佛大学治学期间,已经被迫处理了很多政治问题,大学里面有真正的政治,这样说是不过分的。 主持人潘杰客:你是指在校园里吗?

彭定康:就是指在校园里,按照政治家的方式去想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只是苍白地重现了校园里的事。虽然学校不象政府那样,需要开会去决定事情,但我想在任何学校里,都有相当多的政治。

主持人潘杰客:那么你觉得你的政治经历会不会帮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牛津大学校长呢?

彭定康: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的经验能够使我成为好的校长,能够把人们管理好,虽然在真正的大学管理中,按照规定我的角色是个独裁者,象所有的前任校长一样是董事长,而不是首席执行官,但在任何学校里让人们合作都有点象是要把猫赶到一起,而对于我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经历,我的赶猫技术已经很专业了。牛津大学成立于1214年,是英国乃至全世界历史最悠久、最有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但从资产上比较,牛津大学不仅落后于英国的剑桥大学,更远远落后于美国的著名大学。作为牛津大学的新任校长,彭定康面临着新的挑战。

主持人潘杰客:在作为牛津大学校长的工作中什么对你最具有挑战性呢? 彭定康: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任何优秀的大学保持其地位都是很难的。在全球化的趋势中私营企业和就业都受到影响,同时,它对大学也有影响,我们在和美国的大学竞争,比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等。我们在为了优秀生源、优秀研究人员,坦白地说,还有资金,而展开竞争。我们需要拓展自己的学术活动,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才不会落后于,比我们更有钱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

在就职典礼上,彭定康表示,在他担任校长后将用“商业运作方式”来管理牛津,并且尽快处理牛津现存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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